月 旦 人 物
评 析 事 件
综 述 观 点
两大师同日离世
薪火怎传人戚然
7月11日凌晨8时50分,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北京逝世,享年98岁。季羡林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家、印度学家、文字翻译家、教育家。他翻译的《罗摩衍那》,所作的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,是外语翻译和古籍整理的典范;所著《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》、《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》、《文化交流的轨迹:中华蔗糖史》,是东方学、印度学等领域的经典;《留德十年》、《牛棚杂忆》、《病榻杂记》等回忆录、散文集,更为广大读者喜爱;晚年提出的中西文化“三十年河西,三十年河东”说,指明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同日凌晨4时30分,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、著名学者任继愈在京辞世,享年93岁。任继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、宗教学家、历史学家。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(四卷本)是大学哲学系长期使用的标准教材;所著的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》,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的经典之作;晚年提出的“儒学宗教说”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
两位大师级人物同日离世,让人无比悲痛、无限怀念。同时,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:如何继承大师们的学术事业,提高我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水平。说到这里,不免让人有些心寒。
学术不端频现 论文制度作祟
近一个多月来,学术不端、论文造假成为学术界、文化界乃至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。从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、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,到广东体育学院院长徐永刚、郑州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贾士秋,都被证实为论文抄袭、造假。尽管有的是主动造假,有的是被动造假,但都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其中,因此必须承担相应责任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成崇德造假事件,更因为牵涉到国家重大课题,以及事件的起因是人际关系问题,更加引起我们对学术圈现状的关注和反思。由代表着真理的神圣、知识的公正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学术圈被污染得变了样,而且到了发黑的程度,让人害怕。说到底,这是制度的问题。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,非要采取强制性的量化考评,只能带来相反的结果。反观西南联大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,制度很宽松,人事也光明的很,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自然就出来了。恐怕论文制度松绑,是解决学术不端问题的唯一一条出路吧。
国学娱乐化,开心远不够
中央电视台第二套经济频道,自7月13日起开始播出“开心辞典――开心学国学”栏目。该栏目通过选拔赛、晋级赛、决赛的选拔,评选出一位民间国学高手,他将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代言人,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文化。这种新的普及国学的方式,一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,支持的很多,报名者也很踊跃,批评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,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普及国学,只是炒作。其实,宣传国学采取媒体的形式是必然的,国学被一种娱乐的媒介方式所承载,也是在当今这个传媒时代、娱乐时代所不可避免的。通过这个文化事件,我们真正应当保持清醒、并认识清楚的是以下两点:一是不要被这种表面的繁荣所蒙蔽,真正的国学普及在当今应试教育的大潮下,其实仍旧很薄弱,真正被学生和家长重视的还是英语和数学,国学普及只是刚刚起步。二是国学的发展不仅要注重普及,也要致力于培育出真正的精英,做出新的成果来。否则,国学将永远只是我们民族自己的自我娱乐和小打小闹。应当说,只有大众普及和精英教育两条腿走路,才能真正让国学得到发展。
教授书有错,编辑责难辞
6月24日《中华读书报》刊载杨光的“《钱文忠解读〈三字经〉》(上册)指瑕”一文,给钱文忠挑错,都是讲座中的一些基本的错误。比如:把“妹(mò)喜”读作“妹(mèi)喜”,把管叔误说作周公的弟弟,把子张误说成孔子最小的学生等。钱教授可能知道这些错误的正解,但是在讲授的时候一时疏忽犯了错,而在整理成书时也没有注意到。固然钱教授要承担一定责任,但图书编辑、电视节目编辑也必须负责。现在只要我们打开电视,浏览电视台的字幕,就会发现各种错误层出不穷。这其中有打字的疏漏,但更多的是编辑基础知识薄弱且工作态度懒散,相似的问题也在图书领域中发生着。虽说编辑改错误也和秋天扫落叶一样,随扫随生,但错误多到如雨后春笋一般,这就太说不过去了。现在正进行出版社改制,希望能借此机会实现对从业人员的优胜劣汰。
(王正 辑)